战士们夜不脱衣 随时上阵打鬼子 

　　我今年88岁，1944年我17岁，在朱陈村当儿童团团长，那年1月，我看到村里有年轻人骑着高头白马被乡亲们欢送去当兵，我当时心头就涌出一团火，于是就跟着这匹白马后边到了莒南县土沟村老六团(滨海军区六团)驻地报道，部队首长将我分配到3营9连3排扛枪打鬼子。

　　我们老六团主要在滨海地区活动，长期在日照开展斗争。1944年4月，我所在的3营准备袭击日照以西的一处鬼子据点。部队提前得到消息，这个据点驻扎有鬼子、汉奸一个营的兵力，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差，以土压五、小马枪这类武器居多，而且欠缺弹药，我当时只有三发子弹。为了打起仗来不吃亏，我们的偷袭时间选在凌晨四点左右，准备趁敌人不注意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战斗打响前，光我眼前就有四个碉堡。正当我们要发起进攻时，狡猾的敌人发现了我们，敌人率先朝我们开火。由于天还没亮，敌人也摸不透我们到底有多少人，只是缩在据点里打枪，不敢贸然出来。我们瞅准敌人这一点，在据点外打了半个多小时。

　　由于是偷袭战，半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及时向外撤，敌人见我们外撤，于是紧跟着出了据点追赶。就这样，这天凌晨我们连续转移了好几个村庄才将敌人甩掉。

　　194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我们9连在日照市三庄镇休整，鬼子“扫荡”时恰巧来到三庄，我们的哨兵率先发现有一小股鬼子朝三庄赶来，于是赶紧吹了紧急号。我和战友们当时还在休息，听到号声，迅速打好绷带，叠起被子背到肩上，扛起枪就出了门。全连迅速集合，辗转来到就近的制高点占据有利地形。这一次，并没有与鬼子正面开火。

　　在我参加抗日的经历中，我所在的老六团每天都在与鬼子、汉奸打游击。战士们夜不脱衣，随时上阵，随时转移。

　　1945年的春天，我因为身体不适，高烧不退，被送到了滨海军区后方医院四所疗养，在这里我结识了四所的护士张承惠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疗养后，我被安排在四所给赖所长当通讯兵，与张承惠成为亲密战友。

　　探听敌情碰上“乔装”的鬼子 被刺刀刺伤，死里逃生 

　　我今年87岁，抗战时期，我的一个亲戚孙继安在滨海军区后方医院四所担任行政干部。1944年1月，孙继安回周村将我带走，当时我16岁。我来到四所，被安排当看护员，主要给伤员送水、送饭，打扫驻地卫生。我当了四个月的看护员以后，被提拔为护士。

　　战争时期，医院随时转移。1944年的秋天，我们转移到了江苏省赣榆一带活动。有一次，医院院长让我跟一位姓董的看护员出去侦察敌情，我们就出了医院一路向老乡们了解鬼子在这一带“扫荡”的情况。

　　当我和战友来到一处山岭时，天下起了大雨，我看到岭上有一位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篷、扛着锄头的“老乡”，于是急忙跑上前打探情况，“你知道鬼子在哪里活动吗?”由于雨大，我也没仔细瞧这位老乡的正脸，结果当我问完，对方没回答，我又紧跟着再问了一遍。话音刚落我突然发现对方领口有红袖章，于是擦了擦脸上的雨水仔细向对方再瞅去。原来这个“老乡”是鬼子乔装的，于是我撒腿就跑。

　　下着大雨，我又是个小孩，跑不过训练有素的鬼子。这个鬼子追上来，朝我的右屁股狠狠地刺了一刀。等他拔出刺刀准备向我再刺来时，我的双脚一滑滚下了山岭，幸亏有棵树挡住了我。我紧紧抓住树枝，恰巧树枝下有块倾斜的大石头，我顺势躲在了石头下。这个时候，我只听见头顶上鬼子的脚步声和雨水声，自己下身全是血，连惊带吓，已经意识不到伤口的疼痛了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们医院的看护长石在忠带着人一路找寻。当时我滚落岭下时挎包上的毛巾恰巧挂到了树枝上，石看护长就是凭借这条毛巾找到了我。被救出来的我得知，跟我一同出来侦察敌情的董战友，被鬼子杀害了。

　　至今，我的右屁股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刀疤。

　　战场上送下来的伤员在我们这进行治疗、护理。1944年，我们医院天天转移，全靠老百姓的支持，帮着抬担架，运送给养。

　　1945年，我结识了从战斗一线下来疗养的战友王安斗。

　　采访札记 

　　王安斗和张承惠，一位是临沂人，一位是淄博人，两位战友同一年参加革命，因为机缘巧合被分配到滨海军区后方医院四所共事。1949年下半年，两位战友又因战时离别，虽然都参加过抗美援朝却未曾在朝鲜战场上见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两位老人又都被分配到临沂工作，期间均被调至莒南。1958年，当两位老人在莒南大剧院听戏时，相距仅一个过道的距离，两人下意识地一转头，结果一别9年再重逢，于是连戏都不听了，高兴地回家叙旧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王安斗和张承惠都已经是耄耋之年，但是战火中共事的4年时间对于两位老人而言弥足珍贵。从1958年两人再相遇至今，两家人时常走动。从机缘巧合的相识、分离到再相聚，浓浓的战友情芬芳了两位老人几十年的岁月。（记者/车少远）